主讲人简介：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

　　如果说《昭萍志略》是私人著述，其虽修于民国，但未记载民国时期史实，严格来讲不能算为民国官志之续，那么1946年，由萍乡县政府发起辑修，县人黄道腴先生领衔，江梦梅、黄翥等人参与修编的县志，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版《萍乡县志》了。

　　1946年，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的第一年，当时处于百废待兴之时，社会由于侵略战争的结束逐渐平静，因民族矛盾转换为阶级矛盾而相对稳定，且萍乡自民国建立以来并无官修志书，刘洪辟所私修的《昭萍志略》记载范围也仅至帝制终结之时，无论是社会还是民国的萍乡政府都需要一本能反映社会状况的地方志书；这些条件都使得时任地方政府更加有条件、有想法修编新的《萍乡县志》，而史学功底深厚、具有一颗热忱之心的黄道腴便成为主修新县志的不二人选。

　　黄道腴，本名人骥，字宗远，别号道腴，今上栗县长平乡人，幼年即以年少苦读，博闻强记闻名乡里，光绪三十年（1904年）获萍乡县试第二名，次年又获袁州府试第一名。废科举后，考入南京两江师范，1908年回萍乡教书，竭力宣传新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道腴先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多次与党的地方组织合作共事。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数次翻山越岭，绘制第一张萍乡现代地图；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潜心研究史学，发表了如《萍乡历史沿革》等多篇文章，颇有史料价值；1946年主持了《萍乡县志》的编修；建国后,先后担任萍乡县副县长、政协副主席，于1964年逝世，享年85岁。

　　民国版的《萍乡县志》于1946年开始修编，当时政府成立了文献委员会，主管修志事宜，除黄道腴外，李苏菲、刘溟波、江梦梅、黄翥等人也是该修志班子的成员，为收集修志资料，文献委员会还曾创办《萍乡文物》杂志，刊印3期，历时两年，成稿后有初稿两辑(含初稿4至5种)，因时局动荡而修志工作搁浅，黄翥将志稿资料存放于大成图书馆，另有手写稿一捆携回东源老家，然分别散失于文革和大跃进期间，目前可见的只有目录、体例稿。

　　方志编修的材料来源是多样的，寻找材料的方式多在于“征访”，但由于战火的蔓延，民国建立以来又并无记载民国史实的萍乡方志成书，材料匮乏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修志之前萍乡县志馆便刊登了“征材启事”以便修志之用，现可一睹此次修志的史料来源：“一、本县以前发行之日报刊，二、县政府各区署保联辨公处乡镇公所暨机关团体学校旧有之档案图表册籍，三、各义祠图甲神社会暨庙宇慈善团体之图册会册图箓，四、各族姓之谱牒录族约家规，五、各商店厂矿住户之各种老账簿，六、各乡贤之家传墓志及其已刊未刊之诗文著述，七、本县旧志及有关本县文献之各种记载。”可以看出，这部民国版《萍乡县志》选材不仅限于旧志文献、族谱家规、档案图册，还有报刊、账本、墓志等为补充，取材对象相对丰富多元，具有时代特征。

　　由于这部县志是第一部也是民国唯一一部记叙民国时期萍乡历史的官修县志，黄道腴等人认为有别于私修，又是多人合著，故与私家著史不同。私家是“盖著述之始，全书纲领实已刻书于作者之胸中，以之部居物事，衡裁人理进退”，而此次修志“所宜县志，固公庭撰述也，取材资乎人。人撰述，假于众手，分目应切事实，去取宜合，众心非彼私人，著作言成一家者”，所以在著书时方“宜条其篇目，撮其指，归庶秉笔者，得依义撰著”。同时黄道腴等人还认为历届方志本是官书，私家修志不过是参考之用，“盖方志为周官外史，所掌本官书也，故应上承官志，若私家撰述，取备参考而已”，所以这次续修并非从民国建立开始，而是“上承同治志，下迄民国三十五年”。

　　地方志本源于图经，“记山川物产、人文礼俗，必存实求备，明因核果庶，存一方经政之要，进化之迹，以备观民设教”，黄道腴认为，方志是以求信存真的方式记载和研究一个地方人类进化现象之书，这次修志“社会已进至另一阶段，事象既多，因革观念，亦有蜕变，因袭旧录，则新事既难包容，创制新目，则旧交亦难”，在拟目录之时只能“斟酌于新旧之间”。又因为旧志篇名分类繁而杂，多是沿袭古人的史书体例，有师心自用之嫌，然“盖全书曰志，所纪在事析篇分类，所论在交方志纪事之书也”，故本书篇目体例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皆随事标题，不再以文分类，其中甲者“曰前录，则导言此例以述撰著之惜”；乙者“曰正志，分图象、沿革、大事表、地理、物产、户籍、营建、交通、实业、财政、庶政、教育、司法、军事、议会、党团、礼俗、宗教、学艺、职官、选举、人物、社会二十三目，则纪一方经政之要，进化之迹”；丙者“曰附志，分文征、诗征、典章、丛录四目，则录前人诗文及政教典章。考证轶事，诸作述之，足与正志相印证者”；丁者“曰后录，则录前志叙列述志，事本末，以纪县志源流”。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方志作为横向记载地方事物的资料性著作，时代的变迁、技术的进步、观念的更新都能在方志得以体现，此次修志亦不例外，社会的进步使得这部民国版《萍乡县志》有着许多与旧志不同之处。

　　“方志源出图经，则必具图象”，由于技术的限制，导致前代志书的图像方面所绘之图不过疆域、营建、景物而已，“且绘疆域，则不具比例图，营建皆作立体，描景物惟存意象”，其他的重要图形如地势、地质、气候、物产等图都不具备，此次修志中黄道腴将测绘之事交付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专家，涉及“人文殊俗、风景名区、家藏古物、地方特产，则附以摄影”，“疆域广轮、山川脉系、地势洼隆、气候寒燠、物产分布、交通道里、政治区分、人文具象，与乎风景之雄秀、古物之陆离，览图即知，其要寻文，更得其详”，真实的图片配合精确的测量让志书更为直观，全书更为详实。

　　随着外交逐渐国际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生物学、矿物学、经济学等现代科学也继而兴起，社会也逐渐开放，民国版《萍乡县志》在记事方面，不仅仅记载国内之旧事，“并附国内外有关本邑大事，于以见海通以还世变消息之故云”；地理方面则删去星野等陈旧篇目，补充了萍乡的地质土壤、山脉水系等现代地理学知识；物产方面则记载山川大泽等蕴藏资源，以便读者了解萍乡地方的生物与矿产条件；户籍方面则摒弃了以往的阶级门阀观念，对于户口“则详其分布、年龄、性别、职业异动之象”，氏族“氏族则著其移徙、分派、丁口、生计、人文之迹”，有现代民族学者的雏形；交通方面则添加了铁道、公路、邮电、航空这些现代所特有的交通方式；实业与财政则是从旧志的“食货”中分离，分别记载农、工、商、矿诸业的发展以及清末至民国财政变化与收支情况等；至于庶政、教育则涉及国民参政与近代的学制改革；司法、议会、军事、党团则是关于萍乡的司法独立、军制战争和萍乡在民国时期的议会政治与党派团体活动；礼俗、宗教、学艺、职官、选举、人物、社会则记载清末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萍乡的社会风俗、宗教派系、诗文艺术、官制转变、选拔人才之异动、萍邑先贤故事等，无一不体现近代萍乡的演变推移。

　　民国版《萍乡县志》作为唯一一部记载民国往事的萍乡地方志书，立体地反映了清末至民国末年整个萍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是具有突出意义的萍乡特色史料，对于研究萍乡近代的发展和领略民国萍乡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这部珍贵的志书竟毁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无法实现其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黄道腴等人的心血也付之东流，我辈只能从残存的史稿当中，继承先贤之志，去探索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